在江南春看来，做诗人和做商人有相似点，都需要激情和想象力。只不过诗人更感性一些，商人更理性。在江南春所回答的一份普鲁斯特问卷中，“创意”是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汇。 “当一般人在人满为患的巴士上厮打，为自己赢得一点空间而自我感觉良好时，陈天桥已经坐上没人抢的巴士狂飙而去，令你望尘莫及。”

  “我把国贸老板找来喝茶，我问他，我可以在国贸的门上做广告吗？”江南春回忆说，他当时即便遭到严辞拒绝。在国贸老板看来，在写字楼门口贴广告严重损害了其形象。

  在一次闲逛太平洋百货时，站在电梯门口苦等的江南春听到一句平常的抱怨：“电梯也太慢了！”江南春灵感突至，既然不让在写字楼贴平面广告，如果换成电视，再播放一些时尚表演穿插广告，这样等电梯就不会感觉慢了，同时有很好的广告效果，一举两得。

  江南春认为，中国的广以来几乎都是通过大众化的媒体推广品牌，其价值固然存在，但对高端商品而言，却易于造成一半以上的预算被浪费在无效受众中，进而带来行销成本的上涨。高级写字楼的受众广告则是一种高效的形式。

  “第一步是找人设计生产机器，那玩意市场上还没有。”2002年3月，江南春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家台湾液晶厂商；2002年7月，第一台样机送到江南春手中。然而当他拎着液晶电视走进国贸的时候，却当场被推了出来，原因是5cm厚的液晶显得颇笨重，“影响了国贸的形象。”

  后来，液晶显示器被改成了3cm厚，但制造成本也提高了不少，达到8000元/台。2002年10月，江南春申请到第一张上海“商业楼宇液晶屏发放许可证”，300多台液晶显示器装进了上海最高档的50栋写字楼。与此同时，相关的广告销售也同步进行，招商银行信用卡、轩尼诗洋酒成为分众第一批订单。2002年底，江南春就拿到2003年1、2月的200多万广告订单。

  2003年3月，分众出师北京。“虽然广告收入在增长，但到4月份就明显感觉到了金钱上的压力。”一不小心就把事情玩大了，已经投入2000万的江南春索性成立了分众传媒公司，专注这个被称为“自行车上的传媒王国”的新产业——在外人看来，分众公司的所有工作，几乎就是每周派业务员骑着自行车到写字楼的液晶电视里更换广告盘。

  但很快，江南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广告主并没有忙着掏腰包，他们还在观望。“每天都在烧钱的日子让我如坐针毡，再烧三到五个月就烧到我的底线了。”江南春想到了自己十几年的努力都会付诸一矩，经常做梦都吓得汗流浃背。

  2003年5月的一天，在分众对门办公的软银中国区首代余蔚突然敲开了江南春的办公室。余蔚和江南春经常在走廊和洗手间里见面，余蔚开门见山：“如果你需要打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媒体广告平台要多少钱？”

  江南春顿时明白邻居余蔚的用意，但当时他依然对投资商非常陌生。江南春首先想到把分众传媒这个概念讲给余蔚听，事实上，在光临江南春的办公室之前，余蔚花了两个星期对分众的项目进行了当地考验查证，对江南春的经营模式已经烂熟于心。余蔚作出投资分析之后认为：“是一个很创新的模式，会有几十倍的回报。”

  三个小时的交谈之后，江南春获得了余蔚的1000万美元的投资，并将业务进一步扩展到上海、北京外的四个城市。

  余蔚说：“我们大家都希望投入更多！”江南春却婉拒。江南春想保留控股权，不愿意变成了打工仔。事实上，这个决定让江南春颇为后悔，这让他失去了一统江湖的有利时机。 “过度谨慎，很少有孤注一掷的胆量”，这是他最痛恨自己的一点。

  从2003年2月开始，虞锋带领聚众传媒从北京京广大厦出发，三个月后杀入江南春的腹地上海，“双寡头”剑拔弩张。和江南春相比，学历史出身的虞锋显得冷静凶猛， 2003年12月，虞锋一次性引入上海信息投资公司2亿元投资，随后引进凯雷集团3500万美元的投资，这解决了聚众传媒连续三年每年240%快速地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根据2005年央视市场调研机构（CTR）的研究报告，分众和聚众目前楼宇的市场占有率是：分众70%，聚众占28%。而另一家机构的市场调研结果则是，分众聚众平分秋色。

  时隔一年之后的2004年4月，江南春才决定引进第二轮投资，成功引进鼎晖国际等6家投资机构的1250万美元投资；2004年11月，高盛等三家机构再次向分众注资3300万美元。与此同时，江南春开始向纳斯达克进军；对手虞锋也喊出了登陆纳市的口号。

  这一次，江南春再也没磨蹭。2005年6月，江南春开始做IPO路演，7月14日正式登陆纳斯达克。以每股17美元的价格发行1010万股，共融资1.717亿美元，创下中国概念股在纳斯达克融资规模之最。拥有分众约40%股票的江南春身价暴增至2.72亿美元，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30强，赶超了搜狐的张朝阳。

  江南春算是一个现代儒商，他对儒商的看法是：“儒商是否代表着优秀，这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我想，儒家文化强调‘和’，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共融，儒商不同于‘非儒商’的特点在于，他们更看重商业道德、看重团队和谐、关注企业命运与国家社会命运的联动关系，熟谙内圣外王之道，并能运用于企业经营和市场运作中。在我印象里柳传志是这样一个榜样。”

  有两种生活最理想，一种是被很多人关注，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另一种是，45岁以后，每天无所事事，晒晒太阳。不同的年龄阶段，理想的快乐应该是不同的。

  “每当清晨，我在睡梦中醒来，睁开双眼，就感到自己又重新地复活，当我翻身下床，看见昨夜一首略带缺陷的诗还站在狂乱的句法中，我觉得那种感觉分明就叫做幸福。假如时光不使他流失，我相信它会更加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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