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是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诗中不只描绘了明丽的江南春色，并且还再现了江南烟雨毛毛的楼台风景，使江南风景愈加奇特迷离，别有一番情味。诱人的江南，通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为令人心旌摇摆了。这首诗四句均为景语，有很多意象和现象，有植物有动物，绘声绘色，现象也有远近之分，动态结合，各具特色。

  《江南春》以轻捷的文字，极具归纳性的言语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五光十色而又有气势的江南春画卷，出现出一种深邃幽丽的意境，表达出一缕缕宛转深蕴的情思，千百年来素负盛誉。

  四百八十寺：南朝皇帝和大官僚好佛，在京城(今南京市)大建梵宇。据《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梵宇五百余所”。这儿说四百八十寺，是虚数。

  江南大地鸟啼声声绿草红花相映，水边寨子山麓城郭处处酒旗飘动。南朝遗留下的四百八十多座古寺，很多的楼台全笼罩在风烟云雨中。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五光十色，也写出了它的宽广、深邃和迷离。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最初，就像敏捷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广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逐个在望。诱人的江南，通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为令人心旌摇摆了。摇摆的原因，除了现象的繁丽外，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局限于一个旮旯，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而，最初假设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要减色了。可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间矣。”关于这种定见，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曾批驳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这是出于文学艺术典型归纳的需求。

  相同的道理也适用于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早年两句看，莺鸟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应该是晴天的现象，但这两句分明写到烟雨，仅仅由于千里范围内，遍地阴晴不同。不过，还需求看到的是，诗人运用了典型化的方法，掌握住了江南现象的特征。江南特点是山重水复，山穷水尽，颜色错综，层次丰厚而有立体感。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一起，侧重体现了江南春天衬托相衬、五光十色的美丽风景。诗的前两句，有红绿颜色的衬托，有山水的衬托，村庄和城郭的衬托，有动态的衬托，有声色的衬托。但光是这些，好像还不行丰厚，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亮的一面。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富丽堂皇、房屋重重的梵宇，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衬托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模糊迷离的颜色。这样的画面和颜色，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亮艳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像变得更五光十色。“南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加悠远的前史颜色。“四百八十”是唐人着重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诗人先着重修建宏丽的梵宇非止一处，然后再接以“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唱叹，就特别引人遥想。

  杜牧特别擅长于在寥寥四句二十八字中，描绘一幅幅艳丽动听的图像，出现一种深邃幽丽的意境，表达一缕缕宛转深蕴的情思，给人以美的享用和思的启迪。

  《江南春》反映了我国诗篇与绘画中的审美是逾越时空的、恬淡洒脱的、有着儒释道与禅宗“彻悟”的思维，而它们所体现的多为思旧怀远、归隐、适意的诗情。